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於今天(2018年3月2日)舉行新聞發佈會，公佈「對性騷擾的認識和服務業的性騷擾情況：比較內地新來港婦女及本地出生婦女之異同」的研究結果。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教授表示︰「今次研究的目的是比較內地新來港婦女及本地出生婦女在對性騷擾的認識及服務業性騷擾情況方面的異同，並減少內地新來港婦女從事服務業工作時遭受性騷擾事件。我們徵詢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並就提高內地新來港婦女對性騷擾的認識收集具體建議，以預防她們受到性騷擾及推動其融入主流社會。」

這次研究的對象是年齡介乎18至55歲在本港從事服務行業的內地新來港婦女和本地出生婦女。在2017年3月至6月期間，共有603名受訪者以自願性質參與問卷調查，其中參與調查的本地出生婦女有301名，內地新來港婦女有302名。另外，研究團隊亦在2017年9月至10月進行了7場焦點小組訪談，共有36名在本港從事服務行業的婦女參與。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本地出生婦女對性騷擾的認知能力顯著地較內地新來港婦女為高。14.6%的本地出生受訪者及9.6%內地新來港受訪者表示在本港從事服務行業期間曾遭受到職場性騷擾，她們遭受性騷擾的最主要形式都是「開有關性或某一性別的笑話」、「帶有性意味地打量」和「說出令人感到不舒服涉及性的言語」，唯內地新來港婦女顯著地較本地出生婦女更容易受到「對方持續打電話或發電郵/短信，要求發生涉及個人或性的關係」的騷擾。

在面對職場性騷擾的回應方面，在曾遭受職場性騷擾的受訪者當中，45.5%的本地出生受訪者和24.1%的內地新來港受訪者表示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應對該行為。進一步的分析結果顯示，受僱於中小型機構（員工在10-49名內）的受訪者比受僱於大型機構（員工在100名或以上）的受訪者更不傾向採取行動應對性騷擾行為。

焦點小組的調查結果則顯示，大部分受訪者（包括內地新來港受訪者和本地出生受訪者）表示聽過「性騷擾」這一名詞，但卻未能對其定義作出清晰的說明。只有較為年輕且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能明確指出「性騷擾」的定義。部分受訪者並不認為言語上的騷擾屬於性騷擾行為，雖然她們表示這些言語令她們感到不安，但認為其屬於職場文化或無害的「玩笑」。尤其是當騷擾者為其顧客時，部分受訪者會把語言或行為上的騷擾視為她們工作所需要處理的一部分。

不論其出生地，曾遭受職場性騷擾的受訪者，往往不會採取任何行動去應對性騷擾問題。其中一個原因是，當真實面對性騷擾事件時，受訪者往往會因當時過度驚恐而無法作出任何行動；另外，部分受訪者亦表示，她們較傾向選擇不理睬騷擾者或自行逃離現場以遏止騷擾者進一步的行動。被性騷擾之後，受訪者反而會責備自己並感到內咎，擔心被人標籤為「製造麻煩者」；同時，她們也會擔心一旦採取行動，便會破壞原有的關係和對其事業發展有負面影響。缺乏同事及上司的支持和有效的投訴途徑也是她們選擇不會採取任何行動的重要原因。只有當性騷擾情況不斷升級，發展到令她們難以忍受的程度，她們才會選擇向上司投訴。

平等機會委員會反性騷擾運動工作小組副召集人莊耀洸律師說︰「除了教育內地新來港婦女外，還應鼓勵她們的家庭成員、尤其是丈夫參加反性騷擾的培訓課程。提高不同群體對性騷擾的認知將有助於促進無騷擾社會的出現，讓「他為她」（‘HeForShe’）文化發展至香港的每一個角落。」

平等機會委員會政策、研究及培訓總監朱崇文博士表示︰「在今次調查中，只有17.9%的受訪者表示其機構制訂了防止職場性騷擾的政策，而她們知悉該政策存在的最主要途徑是自行查閱員工手冊。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應投放更多資源以提高其為員工制訂職場性騷擾政策的意願和能力。為避免因其僱員在受僱用中的性騷擾行為而負上的轉承責任，僱主應定期檢視其反性騷擾政策並提供相關培訓課程，亦應建立完善的投訴機制以處理性騷擾的投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等機會委員會
2018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