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聯會的朋友，大家好！

我很高興能夠參與今日的聚會。工聯會多年來一直維護各界工人權益，為勞動人口爭取應得的工作報酬及平等機會，你們的努力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今日有機會拜訪各位，增進彼此交流，必定令我獲益良多。

(一) 平等機會的概念

首先，我希望和大家簡略地分享我對平等機會的看法，然後，我會談到有關的發展趨勢。平等機會是基本人權，建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和接納。有些人會說，人人天生各有不同，沒有可能一樣，因此永不可能平等。這論據假設了「平等機會」即等於「平等」，而「平等」便等於「人人一樣」。但我們所追求的平等機會，是指儘管每個人天賦不同，但仍應該有機會發揮潛能。事實上，社會應創造一個公平共融的環境，而不應因為一些不相關的因素，比方某些人的性別或殘疾，而令他們受到歧視。

簡括來說，我們所提倡的，是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享有相同的權利和責任，讓每個人按著自己的才幹和能力，享有平等參與的機會。有工作環境中，給予員工平等機會，並不是要對處於弱勢的同事給予特別優待。相反，平等機會的理念也是建基於「人盡其才」及「能者居之」的精神。不過我們亦十分著重充權和提升能力的概念，兩者實在是相輔相承。

很重要的一點是，平等機會的實施能給予個人更大的發展空間，讓每一個人盡展所長，從而達到更大程度的自給自足，有利社會的持續發展。

(二) 為香港的可持續發展善用人才

本年六月，香港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人口政策邀請公眾發表意見，這是個重要的議題，而平等機會政策，就是其中一個讓香港人才得到充分發展的元素。

香港是一個土地面積有限的城市，我們最寶貴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人口的創意和生產力是維持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元素。但是，在未來數十年，香港將面對勞動人口減少和人口高齡化的趨勢，這些趨勢預料會為公共財政帶來沉重壓力。

要維持香港在國際社會的經濟競爭力，有許多不同方法，當中包括：

(i) 提升勞動人口的工作能力；
(ii) 開拓潛在的人力資源；及
(iii) 吸引人才

當中，如何善用女性的潛能，亦是一個重要議題。婦女，是社會中不可忽略的人力資源。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調查，雖然無論男性或女性人口的教育程度都一直有所提升，但在2006年第一季，當男性的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達71.1%時，女性只有52.1%（較英國、美國和新加坡都要低，只是高於日本。）。其實女性的教育程度已比以前顯著提高（見附錄一），因此，我們有必要確保女性的潛在勞動力得以善用，在社會發展中發揮作用。然而，在現今香港的市場結構中，部分女性可能認為要兼顧個人和家庭需要，及同時外出工作，是很困難的，因而沒有投身勞工市場。僱主和商界應考慮參考海外經驗，提供靈活和多元化的工作機會，例如兼職和職位分擔，從而擴大女性的勞動生產力。

(三) 婦女的雙重角色

現實生活中，我們見到不少婦女集雙重角色於一身：職業婦女和家庭主婦，同時承擔著社會職責和家庭職責，並努力做到兩者兼顧。

中國封建社會把“主內”作爲對女性的角色定位，“相夫教子”是女性的天職，儒家思想主張通過男子的社會地位和價值，來衡量他們的妻子與母親的功能，這一種傳統把女性牢牢地束縛在家庭生活的狹小天地裏。中國傳統文化對男女有嚴謹的性別規範，認為照顧家人是女性的責任，妻子照顧丈夫和子女是一生的工作與責任，有時更需延伸至其他直系或是旁系的血親與姻親。這種定型觀念，對不少婦女有潛意識的影響。

到了現代，這種家庭主婦的角色，雖已不再像從前一樣強調依附、被動和服從，但現代女性對自身的雙重角色往往期望很高，尤其是知識型女性既想成就事業，又要搞好家庭。在實際生活中，女性這個角色對保持家庭穩定雖然有重要意義，但要做到事業與家庭兩者兼顧並非容易。

在一項《關於北京大學女教職工雙重角色的調查報告》中，不少女教師寫下最想說的一句話是：“活得挺累”和“女人難，做家庭事業兩不誤的知識女性更難”。這些發自肺腑的感歎，真切的反映出現代中國知識女性的身心俱疲。

在香港，女性也經常面對事業或家庭的困難選擇。有些女性或會選擇在婚後或生育後離開勞動市場；另一些則可能會選擇以事業為重，而非家庭或生兒育女。“在職母親”要同時兼顧兩個非常吃力的角色，雖然部份有家傭幫手，但不少仍要為子女的學業及起居飲食操勞，由早到晚忙個不停，大都感到身心疲倦。這兩個角色的責任和理想更不時有所衝突，有損就業女性的身心健康，也成為她們的無形枷鎖。

因此，為確保本港人口的長遠可持續發展，政府有需要訂立政策，以便婦女在發展事業、照顧家庭和生兒育女的理想之間，取得真正平衡。

另一方面，婦女亦應該衝破傳統定型觀念的枷鎖，把自己從疲於奔命的困局中釋放出來（Women need to unchain themselves）。雙職固然是很多婦女要面對的事實，但婦女也可以為自己創造新的局面。現代社會的新挑戰，要以新思維去應付。女性要更新自己的觀念，創造更多的選擇。婦女固然是家庭的精神支柱，但不應被雙重責任壓死，英語有句話說：“Work smarter, not harder!”對雙職婦女來說，抒緩壓力的其中一個方法，是不要在工作及家庭事業上都力求完美，只要盡力而為，就應該心安理得；亦應嘗試與家人協商，共同承擔一個家庭的各種責任。

(四) 家庭友善僱用政策及措施

家庭是社會的基礎；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在去年十月的施政報告亦曾清楚指出：「重視家庭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念，和睦家庭是和諧社會的基石。」曾特首在九月五日的「強化香港家庭－認識、承擔與行動」研討會中致辭時提出幾點，包括：

第一，香港人口結構出現了基本的改變：六十五歲或以上人口的比例已增加至二零零五年的百分之十二；若現時的趨勢繼續維持，屆二零三三年，這個比例預計會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七。這個演變對香港的社會發展會有深遠影響。

第二，每當我們提到雙職工家庭，又或提到平衡工作與家庭關係時，很容易會把焦點放在女性身上。其實，男性同樣要兼顧工作與家庭，因此，我們亦要考慮如何幫助男性去平衡工作與家庭的責任。故特首建議大家從「雙職工、雙照顧者」(dual earner, dual carer)的角度去討論問題。他相信「雙職工、雙照顧者」的說法更能反映現實，亦更符合夫婦在家庭中權利、責任平等的價值觀。

第三，儘管核心家庭已成為香港最普遍的家庭形式，但父母與已婚子女之間、已婚兄弟姊妹之間普遍仍然維持著緊密的接觸和互相幫助、互相照顧的關係。這些“擴大式”家庭成員之間的網絡，發揮著凝聚和支持家庭的重要作用。他希望大家能夠進一步考慮如何維護和鞏固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念和倫理觀念，如何更好地支援擴大式家庭，使擴大式家庭發揮更大的凝聚和支援家庭的作用。

第四，社會各方有其獨特的角色和責任，應該適當分工協調。非政府機構、商界及政府應三方合作，共同提出具體強化家庭的方案。

平等機會委員會同意，強化家庭的功能是全社會的責任，因此，我們支持在工作間推行家庭友善僱用政策，因為僱主與僱員都會同時受惠於平衡的工作及家庭生活。不論僱員處身甚麼家庭崗位、是甚麼性別或是否有殘疾，家庭友善僱用政策都能提供更大彈性，讓僱員兼顧工作和其他責任或抱負，這樣有助僱主的業務更蓬勃，最終亦能減輕社會成本。

我很高興見到在過去幾年，社會各界日益關注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失衡問題，大眾對家庭友善工作環境的訴求亦逐漸增加。平機會與婦女事務委員會於本年初共同委託嶺南大學對家庭友善政策及措施在香港的狀況進行研究，以探討香港社會對這類政策及措施的需求、認知、普及情況和效益。^[1]

研究的結果顯示，現時香港僱主對這議題的認知較低，實施情況也不普遍。但另一方面，僱員的回應很清晰地反映，他們對更廣泛實施家庭友善政策及措施十分支持。

從實施這類措施與僱員的工作壓力之間相互關係的分析結果顯示，實施這類措施可帶來很多正面的好處，有利於整個社會。

就著這議題，我在上個月出席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第36次會議前提交的報告中，亦有促請特區政府起更積極的帶頭作用，而我們認為每星期五天工作制是個好開始。

(五) 婦女公約會議的議題

除了上述有關家庭友善的政策外，平機會在上月出席聯合國委員會會議，提交書面報告及發言，當中提到以下幾個課題：

1. 首先，《性別歧視條例》的修訂已經拖延了一段長時間。我們促請特區政府加快處理，尤其是把性騷擾擴大到日常生活的其他範疇，以及把「在性方面具敵意的環境」的概念擴大到教育範疇。
2. 其次，雖然婦女在諮詢及法定機構的代表人數已達到25%的目標基準，而政府亦表示願意進一步改善此比例，但平機會促請特區政府，應著重婦女在策略性機構（如經濟發展、與內部基建有關、宏觀規劃等）的代表性，而非傳統的「軟」範疇（如福利和家庭服務）。婦女應分擔決策者的角色。
3. 此外，家庭暴力是香港社會近日關注的事宜。這問題情況複雜，受影響的家庭面對各種各式的困難，由經濟拮据至未能投入社會都有。中國內地與特區之間的人口流動也是因素之一。婦女在家庭和社會的角色、性別定型亦是相關的問題。我們促請政府認真研究此事宜，制定各部門協調的解決方法。
4. 此外，我亦就「有殘疾的婦女」這個特別引起關注的議題發言。我們了解到有殘疾的婦女面對雙倍困難、受到雙重偏見。我們促請特區政府採用跨部門統籌方式正視她們的需要。
5. (最後，同值同酬報告預期會於2006年底發表。平機會正等候有份參與研究的各部門提出的最後意見。

(六) 勞工婦女的就業情況

自平等機會委員會成立以來，我們就經常接觸婦女關注團體，我們一直很用心聆聽各界團體的意見。根據部份組織的理解，年齡歧視及性別歧視，加上學歷偏低等均令基層婦女失業情況高企。而尋找合適工作和重新就業方面，女性較男性亦遇到更多困難。不少婦女從事的工作集中於低薪且勞力密集的行業，不幸的，更面對就業不足及減薪情況。從事服務業的女性，往往需要面對年齡歧視、長時間工作、低收入及工作繁重等問題。

對於這些婦女問題，本會都十分關注。根據Women’s Foundation的數字，香港女性陷入「相對貧窮」的人數差不多是男性的三倍（根據聯合國的定義，相對貧窮者是指賺取入息中位數一半薪金之人士）。我們亦留意到有些生活困難的婦女基於各種原因沒有申領綜援，因此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我們希望有更多人討論關於婦女與貧窮的問題，亦促請政府採納可行的扶貧及充權政策，讓更多女性能夠過自立自主的生活。

要界定一個人是否貧窮，除視乎實質及相對收入，亦要考慮是否有能力自強，社會是否營造一個有利自立的環境。財政司司長(兼扶貧委員會主席)唐英年先生之前提過，扶貧的目標是「助人自助」。我個人認為，解決貧窮的關鍵是要推行可持續的措施，迎合不同群體的需要，提高邊緣人士的能力（capacity-building），讓他們在教育、房屋、醫療服務及僱傭範疇享有平等機會。

要提高婦女的能力，獨立自強，必須要落實婦女充權(empowerment of women)。充權是指透過教育及培訓去提升婦女的自信和能力、肯定自我價值、從而改善個人的處境。我認為不應過份強調婦女與貧窮之間的關係，因為貧困並非婦女的獨有問題，而且過份強調社會上有很多貧窮婦女，對經濟有困難的女性不單沒有實質的幫助，反而會令她們把「婦女等同貧困」這種定型觀念紥根於心裏，以為貧困是婦女的常態，甚至是一種無法逃避的境況，產生自卑情緒。其實，每一個人，無論男女，都應該努力去增強自己的經濟能力。相對上，香港的環境是容許個人通過努力去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況的。要擺脫貧困，就要抗衡社會的偏見，相信自己的潛能，不斷自我充權、自強不息、自我提升，再加上利民抒困的社會政策及環境，就是改善女性境況的最佳方案。

(七) 女性地位的提升

目前，我們見到香港婦女面對兩極化的境況；有處於赤貧的婦女，但也有不少的婦女在多個範疇上與男性平起平坐，在某些領域甚至超越男性。比方說，香港現時的大學學生中超過一半是女生^[2]，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女性的前途並不灰暗，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來說，前景應是一片光明。近一、二十年來，政界、商界和專業界別的成功人物中，已有相當多的女性。我預見會有越來越多女性掌握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力量，社會亦會因而獲益。

女性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僅限於工作，在消費、投資，以至創造就業上的貢獻，亦不容忽視。

職業女性的崛起

英國《金融時報》在本年8月曾指出，一場革命正悄無聲息地改變著女性的角色，尤其是在發達國家。在該篇名為“Women are the hidden engines of world growth”的文章中（官方中譯為「女性：經濟增長的隱形發動機」），時報稱這革命爲資本主義女權運動（capitalist feminism）—指的是市場力量與女性才能、抱負與欲望的有力結合。

金融時報說，市場經濟的力量正發揮著比任何運動或宣言都要大的作用，將女性推到了權力強大的位置上，而職業女性是二戰後推動世界經濟突飛猛進的最重要動力之一。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亦將全球國內生産總值的這種女性化現象冠以“女性經濟”的稱號（意思是指女性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引發一股強大的女性力量），並在一項令人震驚的分析中發現，過去約10年間，有償勞動力中女性人數增加對世界經濟增長所做的貢獻，超過了迅速崛起的中國或新技術。女性經濟（Womenomics）的這種現象不但揭示女性是捨得花錢的消費族，也代表她們是精明能幹的企業家和投資專家，對促進全球經濟起著重大作用。

對比數十世紀以來的性別歧視，這種變化令人震撼。女孩們徹底地征服了發達國家的教室，使教育工作者爲如何拯救落後的男孩而大傷腦筋。這種勝利一直延續到大學—進入大學的女性多過男性。在美國，25歲以下的大學生中有55%是女性，香港的比例也差不多（54.6%）。

資本主義女權主義的推動力之一，是這樣的一個商業發現：就是性別多元化（gender diversity）有助於提升業績。百事公司（PepsiCo）新首席執行官英德拉•努伊（Indra Nooyi），以及其他十位財富500強（Fortune 500）企業女掌門人都來自消費品行業，這並非偶然。這些公司的多數消費者都是女性，因此它們在女性執掌下能夠表現更好，也就理所當然了。事實上，一份由諮詢公司Catalyst所做的、經常被引述的研究發現，較多女性擔任高級管理層的公司比那些較少女性擔任高級管理層的公司擁有更好的財務業績。

玻璃天花板仍存在嗎？

不過，雖然金融時報有這個說法，但資本主義女權運動還未取得勝利：即使在發達國家，某些情況下，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似乎仍堅不可摧。《紐約時報》指出，在2005年，在美國主要律師事務所中，僅有17%的合夥人是女性。鑒於法律專業男女畢業生人數大致一樣，這一比例其實並不理想。而且財富500企業中，畢竟只有11位CEO是女性，比例只有百分之二點二。香港這方面的數據不多，但商界最高層仍以男性為主，在目前卻是一個事實。然而，在2005/06年度，我們大學裏商科及管理科的女生數目已達到61.5%。故此，在可見的未來，我們將會見到商界的玻璃天花板有斷裂的現象。在大學醫科，女生亦佔了63.5%，這種趨勢繼續下去，某些專業界別將由兩性平分天下，甚至，女性的人數會較男性更多（見附錄二）。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雖然女性已崛起爲有償勞動力，但男性卻尚未全部擔負起應該承擔的家務。不過，幸好市場力量已逐漸發揮影響力。

據加拿大統計局較早前發佈的一項時間利用研究發現，隨著妻子收入的增加，丈夫花在家務上的時間相應增加，而妻子則隨著薪水的提高，花在家務上的時間相應減少。當妻子的年薪達到10萬美元及以上時，夫妻之間有償勞動與家務活動的分配就更可能平等劃分。香港的情況是否相似，就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了。

(八) 侍產假與人口問題

除家務以外，我們的社會一向將生育看為女性的「天職」，忽視了男性應當承擔的角色。分娩假期只為女性而設，男性僱員並沒有相應的假期去迎接孩子的誕生，學習與伴侶一起照顧初生的嬰兒，與幼兒建立親密的關係。

現時很多歐美國家都有推行父親侍產假（如英國、意大利、芬蘭、法國和丹麥的父親都最少有十四天的有薪侍產假）。在亞洲，菲律賓已立法規定男性僱員可享有七天有薪侍產假，印尼亦有兩天（見附錄三），本港立法會議員亦曾爭取立法規定男性僱員有侍產假。可惜這尚未成事。我們期望未來能獲得進一步改善，讓香港的男性和女性一起承擔起生育及照顧孩子的責任。因為，侍產假不單認同男性作為父親的權利，鼓勵男性多花時間在家庭方面，亦有助每個人重新思考兩性在家庭中的責任，以及男女在整體社會中的角色。

目前，全球多個國家均處於人口危機的開端，出生率開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香港的情況亦甚為嚴重。

要增加女性就業的比率，以及讓男女僱員都有時間照顧家庭，或同時提高出生率，目前西方發達國家提供的就業性支持方案有好幾類，包括：

1. 照顧假：為方便僱員自身休養、照顧新生兒或是生病的家人，有一段時間的無酬假。
2. 彈性工時：其形式各有差異，普遍多是採彈性上下班時間，可以有限度地自由選擇開始上班或下班的時間，但在固定或是核心的時間需上班；或是工作時間可以累計，需要時增加工作時間，以彌補時間較短的工作日。
3. 彈性上班時間：允許員工於公司以外的地點上班，通常是自己家裏；然而這樣多需考慮公司的狀況、或員工的工種是否能在家中進行，才能採用此方式。

(九) 總結

平等的發展機會，能讓有才華的人發揮所長，帶領社會去到一個更繁盛的將來。同時，社會對有需要的家庭，應該提供足夠的支援，讓各階層的婦女都有機會發揮所長，更能不斷進步，提升工作技能，有更多職業上的選擇。新移民婦女亦可以透過自我提升及學習去改善生活，她們的下一代亦能平等地接受普及教育，得到全面發展的機會，最終可為自己及家庭提高生活質素。

婦女的潛力絕對不容忽視，即使目前處於弱勢，但當有利民紓困的政策扶助時，很多婦女就能得到自強和發展的空間，並可發揮內在的潛力，逐步脫離弱勢，締造更好的前景。平等機會委員會希望和各界携手合作，共同建設共融平等的社會，讓人人享有平等機會。多謝各位。

2006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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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等機會的家庭友善僱用政策及措施（FEPPs）研究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閱覽以往在香港及外地與FEPPs有關的研究；第二階段是向不同規模及行業的機構進行問卷調查，從而了解香港商界對FEPPs的認知程度及普及性；第三階段是向不同行業的僱員進行問卷調查，藉此了解做成工作與家庭衝突的主要成因。

這次是香港相同課題及規模的研究中首次同時涵蓋僱主及僱員兩個層面的研究。第一階段閱覽過往研究的工作在今年2月完成，所得的資料用以設計隨後階段的問卷內容，僱主及僱員的問卷調查則在今年3月至5月期間進行。

第二階段的僱主調查是以問卷經電郵、傳真及郵寄傳送到6,600間不同界別及行業的香港大型及中小型企業進行調查。當中收回137間公司的有效回覆，而他們總共僱用超過160,000名員工，約佔香港勞動人口的4.4%。在僱員調查方面，我們從17間公司邀請了735名員工進行問卷調查，當中收回653份有效回覆。

^[2]在2005/06年度，就讀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課程的學生中，男大學生佔45.4%，女大學生佔54.6%。在1997/98年度，男大學生佔48.6%，女大學生佔51.4% 。